深度·人物专访系列之冯象
老百姓为什么骂人
法律程序有所不同，其基础是政治权力乃至国家暴力介入的制度性安排。老百姓希望并且相信，政府和国家应能主持公道即伸张实质正义。所以权势者或其雇佣的律师钻程序的空子，利用程序手段阻挠、破坏或延宕正义的实现，老百姓就会不满，要骂人，“丧失理性”
对话·也谈钉子户
人物周刊：先说一个最近的案例——重庆那个散打冠军出身的拆迁钉子户，讨论得最多的还是“公共利益”和“私权 ”孰轻孰重的问题。
冯象：钉子户、上访专业户等不是新事物，文学作品(如《废都》)中早有描写。大约始于“文革”末尾而在“新时期”成熟，同国家立法和普法的部署并行发展，属于一支顽强的民间传统。美国好像不会有钉子户，因为地方高度自治，老百姓对发展商、对政府都可以说“不”。我们住在波士顿远郊一滨海小城，某年，一家国际连锁酒店看中了老港口海关一带黄金地段，上上下下游说公关，说是可以建一座高级会议中心，促进旅游，带动经济，增加就业。然而被我们市民投票否决了：选择不发展，拒绝商家的诱惑，保护了小城的历史和宁居的环境。市府即民选市长和议事会也无可奈何，更不存在州“领导”“批条子”干涉的可能。
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
上帝说：光!
就有了光。
这句上帝创世之言，人们听得较熟的旧译是：“神说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”冯象上溯希伯来语《圣经》，与各种西文译本和注释比较，玩味那个神奇的动词“是/在/有/生”，译成了这样。
摩西率众出埃及，在沙漠之中看到一轮“太阳”，冯象译为“红日”……
于是有些明白他说的：翻译，是母语的竞赛，是译文与原文的对峙，是一个诠释过程——原著语义声韵、思想感情、符号象征以及风格意境的理解与表达；而语言，接近科学。
《圣经》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，要译它，须懂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、文化、宗教思想和制度实践，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迦南、埃及、两河流域、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文明。冯象常去波士顿美术馆看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墓室壁画、器皿首饰，回到他的铁盆斋继续慢慢雕琢，仿佛一个石匠，或圣徒。
窗外，那个位于麻省北部新伯利港的小镇上，居住着一些老派的人——会有人包场请全镇人看一部好电影，放映之前，会有人上台朗诵诗歌。
3月22日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间大会议室。距离讲座开始还有45分钟，一位老先生拄着拐杖进来：“啊，我要来看看冯契先生(1915-1995，著名哲学史家、哲学家，曾任华师大哲学系教授)的公子。”很快满座，后来的师生只能站立或席地而坐。
漫谈译经之前，冯象轻声道：“翻译《圣经》不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，每年有好多人在做；在英语世界，每年大概都有几个新版本出来。”
他不用手机，不看电视，偶尔上网，常去书店。家中茶几上叠着《死海古卷》、《古今符咒录》之类，讲的都是千百年前的事。但在美国税季，他又实在忙碌；他的法律业务专长是：知识产权。
每年回国2-3周，开讲座、会朋友，继续接触新词汇，譬如“情侣衫”、“红眼飞机”、网络用语“顶”与“靠” ；偶尔，将北京“的哥”的一句牢骚写成一篇法学文章。曾在云南下乡9年的“六八届初中生”、今天生活在别处的两栖学者，就这样与火热现实保持一种既紧密又适度疏离的联系。
他对现实的描述和分析让隔了一个大洋的同胞有强烈的“陌生感”，因为没有“腔调”，也寻不见凶猛词语。他持与父辈一脉相承的儒生风度参与到社会批判中来，却总能用一两句平实的话切中大局的要害。他不作振臂高呼，不慷慨激昂，时时幽他一默，喉咙不响，效果蛮好——如“永不核心期刊”，又如“培训二奶，认证‘外遇文化执行官’”。
年轻时，他学了许多“无用”的东西，譬如十几种语言：小时候4年俄语；云南乡下自学英语、法语、德语，拉丁文教材是福州路旧书店淘来的，两毛钱；后来，在北大师从李赋宁先生研习中古英语和乔叟；再后来，希腊语、古冰岛语、希伯莱语、亚兰语；1987年，访友偶遇一位威尔士老人，跟老人学威尔士语……这些“无用”的知识引领他直接进入欧洲中世纪文化，慢慢打磨出一把理解现代西方的关键性的钥匙。于是今天他说，大学本科最好不学热门“实用”的东西……
室内有些闷。讲座完，冯象鼻尖有亮光、脸泛微红。大学生上前要求签字合影，他一本一本签完，然后立起来，在每一帧定格里微笑。一位翌日约访的记者对预定时间有些为难，他轻声慢语跟人商量，尽量凑对方时间。
当晚与友人聚餐，冯棉(华师大哲学系教授)冯象兄弟选了绍兴黄酒(父亲当年在丽娃河畔的最爱之一)，且是不喜甜不加姜丝的老派喝法。当年下乡“饿酒”，冯象曾用医用酒精兑水喝。
告别时风起，冯象从包里取出一顶绿色线帽，戴好，往少年时的居住地慢慢走过去——那一刻，他能否依稀望见起舞的苏格拉底？(此文未经本人审阅。感谢实习生周晶婕整理讲座录音。)
国内的种种纠纷和社会冲突，有的能用法律解决，有的法律就奈何不得
人物周刊：先说一个最近的案例——重庆那个散打冠军出身的拆迁钉子户，讨论得最多的还是“公共利益”和“私权 ”孰轻孰重的问题。请您结合《物权法》的颁布，谈谈这个挺“出格”的事件。
冯象：此事我不明底细，无法讨论；因为久居海外，不常回国，也写不了时评。我是“网盲”，上网主要查专业文献和法律资料，每天早晨看几条BBC、法新社和香港报刊的头版新闻，但并不细读。信息时代信息爆炸，消费不完也消受不起。国内的好事丑闻，多半是听人侃的。有几位年轻朋友脑子灵手脚快，时时通报，让我略知一二，写文章倘若用得着，即可检索。《木腿正义》和《政法笔记》确实分析了一批案例，目的是揭示政法体制的转轨路径和相关的社会控制策略、文化屏蔽机制。你说苏力先生认为我持一种“冷眼观察和批判的态度”？可能是的吧。隔了半个地球，我多少是处于“局外人”(l&a pos;etranger)的位置上——当然，没有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那一位怪异。
钉子户、上访专业户等不是新事物，文学作品(如《废都》)中早有描写。大约始于“文革”末尾而在“新时期”成熟，同国家立法和普法的部署并行发展，属于一支顽强的民间传统。你问这类纠纷在美国如何解决？好像不会有钉子户。因为地方高度自治，草根政治和民间公益团体发达(包括商会、环保组织等)，老百姓对发展商、对政府都可以说“不”。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：我们住在波士顿远郊一个滨海小城，城里有许多18、19世纪的老房子，有几处还是当年华盛顿和美国革命先驱呆过的，很漂亮。某年，一家国际连锁酒店看中了老港口海关一带黄金地段，上上下下游说公关，说是可以建一座高级会议中心，促进旅游，带动经济，增加就业。报上随即大力宣传。然而被我们市民投票否决了：多数人赞同草根公益团体的立场，选择不发展，拒绝商家的诱惑，保护了小城的历史和宁居的环境。市府即民选市长和议事会也无可奈何，更不存在州“领导”“批条子”干涉的可能。
国内的种种纠纷和社会冲突，有的能用法律解决，或者拿传统民法例如物权学说包装掩饰了，让人暂时忘记。有的法律就奈何不得，条文再“健全”也没辄，叫作“钉子”，又名“疑难”案件。现在由媒体和时评家来报道议论“轮番轰炸”，引起公众的注意；像你讲的，点出其中的法律难题，例如怎样平衡“私权”与“公共利益”，也不是坏事。我说过，新法治的 “温情”运作，一刻也离不开大众文艺和媒体的宣传配合。新闻报道跟法律时评，便是这文学化的法治的右臂。现时一部分民众，尤其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，对新法治是寄予厚望的。仅就那一份精心培育的信仰而言，应该说，新法治的建设相当成功。
人物周刊：在《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》中，您为我们解读了辛普森案这枚硬币的两面。打个比方——排队买紧俏商品，为了公平公正，红袖章老伯伯请大家遵守规则：不许插队，不许带买，大家很听话；但最后商家无货可售或出售假劣，大家仅仅学会了怎么排队，然后还被告知：学会排队是很要紧的，因为以后可以再排别的队。
所以，事隔多年，我还是想问：到底是程序正义这种形式重要，还是人们扬善惩恶的愿望重要？“正义失败了，但在体制层面抽象地促进了法治”，是不是一种辩术？
冯象：简单说来，程序就是办事的顺序、规则。我们盖房子、做学问，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，否则容易出错，影响效率。你举的那个例子也说明问题：排队购买紧俏商品，红袖章老伯伯维持秩序，不许夹塞，不许代买。为什么？为了避免拥挤混乱，不让力气大的不讲理的钻空子、欺负弱小。在此意义上，程序是公正的最低限度的保障，虽然紧俏商品有限，排在后面的人可能买不到，因而浪费了时间精力，甚至失去别的机会。
但是，法律程序有所不同，其基础是政治权力乃至国家暴力介入的制度性安排。通常情况下，老百姓希望并且相信，政府和国家应能主持公道即伸张实质正义。所以权势者或其雇佣的律师钻程序的空子，利用程序手段阻挠、破坏或延宕正义的实现，老百姓就会不满，要骂人，“丧失理性”。于是在制度上就需要有个说法，一种“学理”或信仰的解释，来安抚他们。所以法治化的社会控制必然有繁复抽象、渲染技术的一面，古今中外皆然。与之相关，还有一个法律人的职业化或精英化问题，是法律人集团一直关心的。就是如何限制法学院/系的规模和数量，加高律师和法官资格的门槛，以使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和工作伦理跟普通人拉开距离，能够以严格的行业规范和道德自律为条件，向国家换取执业垄断和司法独立。惟有这样，才能把程序正义建立起来，再充分意识形态化，让老百姓接受。这一点，在当前的中国，基本上还未起步。
法治的另一面，则是古人所谓“治吏”或“御臣”，即法律对官员和权势者的约束，或实质上的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”。这一面如果软弱，具体的表现，便是反腐败的不力。但这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，而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病，不论民主宪政、资本主义与否，也不论官员是否享有“高薪养廉”的特权。高薪养廉，自然是“肉食者”编造的神话。自古清官穷、贪官富；而且越富越贪，不会餍足。近年抓起来公布罪行的那些贪官，有哪个是因为收入太低、“心理不平衡”或“制度不健全”才堕落的？毛主席时代基层干部没几个钱，但贪污腐败的少，为什么？那时候的思想、做法和制度，在现在的人看来，恐怕是极不健全的。我想，穷根究底，还是官员的道德品质和组织纪律出了问题。而这困局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 (又名“呆账”，我论述过)，大到了不敢碰也碰不得的地步，因此才变得如此棘手了。 
